我国已具备建成世界铜产业强国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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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色金属工业是制造业的重要基础产业之一,是实现制造强国的重要支撑。最近国家工信部发布的《有色金属工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和2016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营造良好市场环境促进有色金属工业调结构促转型增效益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42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必将成为指导我国“十三五”期间有色金属工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规划》提出了“‘十三五’期间,有色金属工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取得显着进展,质量和效益大幅提升,到‘十三五’末我国有色金属工业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的主要目标,令人鼓舞和期待。在有色金属工业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铜产业,如何贯彻落实《规划》和《指导意见》,将直接关系到《规划》主要目标的实现。
 
  我国已具备建成世界有色金属铜产业强国的基本条件
 
  “十二五”以来,我国铜产业积极推进转方式、调结构、促转型,在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结构调整、环境治理和资源保障等方面全面或超额完成了“十二五”规划主要目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直径深孔采矿、复杂矿床安全高效开采、粗铜连续吹炼、废杂铜高效利用等工艺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先进铜冶炼产能已占全国的99%。
 
  “十二五”期间,精炼铜产量年均增长11.9%、表观消费量年均增长8.9%、铜材产量年均增长10.2%,均接近或高于同期有色金属产量、表观消费量增长率,高于同期国内GDP增长率;累计淘汰铜落后冶炼产能288万吨,铜冶炼综合能耗为256千克标煤/吨,比2010年分别下降27.8%;再生铜产量分别为295万吨,5年年均分别增长5.3%;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不断下降。国际合作不断推进,建成投产了一批境外资源基地及加工基地。
 
  两化融合逐步深化。计算机模拟仿真、智能控制、大数据、云平台等技术逐步应用于铜企业生产、管理及服务等领域,国内大型露天矿和地下矿数字化和智能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铜冶炼生产智能控制系统,铜加工数字控制成型技术,基于“互联网+”的电子商务平台等逐步推广,产业两化融合水平不断提高。
 
  优化存量、引导增量、主动减量是化解结构性过剩产能的关键
 
  近年来,我国铜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质量水平不断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不断增强,实现了较快发展。但与此同时,受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影响,铜产业长期积累的结构性产能矛盾、市场供求失衡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步显现。一是铜产业规模大,资源保障基础薄弱。2015年我国铜产量为796万吨、约占世界总产量的40%,铜资源对外依存度接近75%。二是铜表观消费量巨大,难以持续。2015年我国铜表观消费量约为1147万吨、约占世界的50%、是美国2014年184万吨的6.23倍;而自2010年以来,除我国外的世界年铜消费已基本在1200万吨左右徘徊。三是环境约束更为突出,可持续发展任务艰巨。不仅国内生态环境建设任务十分艰巨,而且受资源出口国政策变化、法律约束和基础设施薄弱等影响,进口铜资源面临新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同时,国际气候变化和碳排放形势将日益严峻,行业发展还面临尾矿及冶炼渣治理难、重金属污染防治以及城区企业环保搬迁等突出问题,绿色发展任务艰巨。
 
  《指导意见》在指导思想中明确提出了“优化存量、引导增量、主动减量,化解结构性过剩产能”的要求。这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断章取义和各行其是,否则不仅化解结构性过剩产能的目标就无法实现,而且矛盾会更加突出。“主动减量”往往是不得已的被动行为,全社会应该给予更多的包容和理解,铜企业更应得到鼓励和力所能及的大力支持。而“优化存量”和“引导增量”则应坚持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相结合,必要时还应主动向“主动减量”企业和地区伸出援手,否则就是重走“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发展老路。虽然美国大选结果为提振“十三五”期间世界铜消费增长信心打了一支“强心针”,但即使大选时承诺的美国5000万亿美元基建投资全部实现,预计到2020年美国的铜消费也不可能超过300万吨。因此,“十三五”期间努力按《指导意见》总体要求,控制铜冶炼总产能规模任重道远。
 
  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核心
 
  《指导意见》和《规划》均在指导思想中明确提出了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不应成为一句口号,而应结合各行各业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贯彻落实。就我国铜产业发展而言,希望大家能作以下思考和实践。
 
  关于创新:要力求避免狭隘化和庸俗化,在坚持技术创新的同时,紧紧围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存量、引导增量、主动减量,化解结构性过剩产能,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创造良好营商环境增效益等方面想办法、出实招,真抓实干。要认真回顾和总结以往短缺经济环境下以“铺新摊子”扩大产能为主、多元化创新发展模式的经验教训,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进行运营管理机制的变革和创新,使其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增加发展新动能和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关于协调: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本单位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拘一格地引进和利用外部人才和资本等一切互补要素,实事求是地狠下决心打通制约本单位发展的“脏梗阻”环节,不断提升本单位的比较竞争力。另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创新协调好铜产业“上下游、左右岸”的利益关系,力求避免误入“全产业链”发展的误区,增加结构性过剩产能。
 
  关于绿色:绿色的内涵十分丰富和宽广,但就铜矿山和冶炼(含再生)生产企业而言,最重要的是要确保实现高效清洁安全生产。要防微杜渐、不折不扣地严格执行《环保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力求杜绝重特大安全环境事故的发生。
 
  关于开放:主要是领导干部要在牢固树立党章党规党纪意识同时,思想要敏锐与开放。要在“优化存量、引导增量”过程中,冲破传统观念约束,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部署,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力求避免本企业“空心化”的同时,为化解长期累积的结构性产能过剩、市场供需失衡等深层次矛盾作贡献。
 
  关于共享:一是本单位干部职工要同呼吸、共命运,共享本单位的发展成果、共同承担相关责任和风险;二是要科学处理与各利益悠关方的关系,实现长期稳定友好相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三是也是最容易被轻视的,要因地制宜、因企施策,千方百计共享方方面面已有的创新发展成果,特别是可“军民结合”的生产工艺技术成果,加强技术创新、扩大市场应用。力求避免一切从头做起,陷入新的被动局面。
 
  加强国际产能合作是有效途径
 
  我国铜资源对外依存度高,落实“一带一路”战略部署,按照《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30号)要求,充分发挥我国铜冶炼以及深加工技术、装备和人才优势,支持国内企业参与国际新材料、智能制造等大型科技合作计划,开展海外合作投资,在境外设立研发中心和职业教育学院,建设国际创新合作平台,充分利用国际创新资源和市场,实现技术升级和建立全球生产服务体系。这既是我国铜产业发展的必然战略选择,也符合世界铜产业发展规律。
 
  综合考虑资源能源、政治、法律、市场等因素。我国有实力的铜企业集团应积极利用国家建立国际产能合作项目库,引导支持企业结合重大项目建设,开展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先进装备、技术、设计、工程建设、标准、服务等全产业链输出的扶持政策,在资源丰富的中部和南部非洲、中亚、东南亚、西亚、中东、南美等地区建设冶炼项目,在有色金属消费潜力较大的国家和地区建设深加工项目,利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再生金属回收体系建设再生有色金属冶炼加工能力,不断提高国际化经营能力。但相关统计数据表明,自2010年以来,除我国外,世界铜消费一直处于徘徊状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铜消费占世界总消费比例也很低。因此,加强国际产能合作,要努力避免我国铜产业“空心化”和加剧国际铜冶炼产能过剩。
 
  进一步强化对精炼铜消费规律的研究是当务之急
 
  有关统计数据表明,自1950~2015年,我国累计精炼铜消费量已达到1亿吨,不仅超过日本同期累计消费总量,而且接近了美国累计消费总量。2015年我国人均表观消费精炼铜接近7千克/年,是世界人均水平的2倍、美国的1.15倍;我国单位GDP精炼铜消费强度约是美国的8倍、世界的4倍。假设按《规划》2015年我国精炼铜表观消费量1147万吨/年、“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长率3.3%测算,到2020年我国精炼铜表观消费量将达到1350万吨/年、超过1998年世界精炼铜消费总量1336万吨/年。如果继续依据《规划》铜消费增速将随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技术进步导致的铜用量减少和替代出现下降,预计精炼铜“十三五”消费年均增幅3.3%,较“十二五”年均增长率8.9%下降到3.3%的思路测算下去,即使“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率为“0”,2015—2025年我国累计消费精炼铜也将超过1.3亿吨,相当于用10年的时间再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铜总消费量。这是否有可能值得大家深思?我们坚信,我国是世界铜生产、消费大国的地位无法改变,但铜消费增长趋势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否则既没有实践可证明,也不符合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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